是什么在妨碍我们创业？

齐浩宇

        《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中信出版社作者：陈志武


　　个人创业在哪里都艰难，在中国做“民营”创业则更难。一方面，各种融资途径对民营企业基本都是关着的，银行贷款优先给国企，上市融资首先让国企，时下升温的企业债券融资也是只允许国企。在民营企业以高价受让国有股、法人股成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后，它们又被指责占了“便宜”；另一方面，民营企业面对着众多难以逾越的行政审批壁垒。据最近的报道，国务院清理出现有各类行政审批项目共4 159项，第一批将被取消的有800余项，但还会剩下3?300余项。按照茅于轼教授的话说，我们中国人是世界上最不怕苦、最不怕脏、最勤奋的民族之一，可我们还是这么穷。为什么？“因为人们的劳动没有用在生产上，甚至用在了抵消别人劳动成果的努力上；更因为各式各样的浪费普遍存在，耗掉了社会巨大财富，可是每个人对此又无能为力（茅于轼语）。”


　　那么，在中国创业为什么这么难？中国的创业生态环境到底如何？这里我们不妨以公司注册、开业手续为例，来证实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差别，说明中国的创业环境。从这种比较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为了使中国企业具有国际竞争力，企业家们和公司首先不应该受到比“国际标准”更多的束缚。如果中国企业被行政管制捆得紧紧的，而其他国家的竞争对手又不受那么多的管制，它们怎么能有更好的竞争力呢？


　　公司注册与审批程序


　　创业的第一步是注册一个公司以及走过所需要的行业准入和审批程序，得到各种执照和审批后才可正式开业。在不同国家，开业后受到的行政管制差别也非常大。在法治好的国家，除非政府行政部门能证明你有违规行为，否则无权在到期前吊销你的营业执照；在法治差的国家，即使你拿到了营业执照，公司也会始终面临被不清不白地吊销营业执照的可能，在那里，行政审批和被随意的管制是一场“持久战”。


　　由于不易收集各国对已经开业经营后的公司的行政管制数据，我们还是主要以公司注册、审批程序的过程为比较对象，因为如果一个国家的注册审批程序很长、费用很高，那么它对一个公司开业后的行政管制通常也会很多。正是由于这种正相关性，我们基本上可以从公司注册审批的难易看出在一个国家创业的难易。


　　在2001年的一份研究报告中，哈佛大学的LaPorta与Shleifer、耶鲁大学的Lopez-de-Silanes和世界银行的Djankov 4位教授对85个国家的情况作了系统统计，算出在每一国家从开始注册公司到可正式营业之间平均必须走过的审批步骤数、完成全过程需要的天数以及注册申请费用。为方便比较，我们只挑选出其中步骤最少和最多两个极端的国家（地区），再加上中国内地、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


　　2–13给出11个国家和地区从注册一个公司到开业平均所必经的审批步骤数，以加拿大最少（2步）、意大利最多（11步），中国内地则需要走过7道关。当然，对于一个申办中的公司，这些步骤具体多少跟所开业的行业和地区有关，有的会多于平均数，有的会少些。此外，这些步骤数是根据官方正式文件确定的，不包括那些随意增加的行政审批要求。从这些官方公布的注册审批程序看，在中国的开业步骤似乎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2–13?从公司注册到开业所需经过的审批步骤数


　　可是，审批步骤数仅反映了书面文件的要求，实际运作的过程可能会长短不一，尤其是不同国家的政府机构效率千差万别，同样内容的审批在不同国家所需的时间会大相径庭。2–14给出在这些国家（地区）从申请注册公司到开业平均需经历的工作日天数，加拿大最快（只需2天）、意大利最长（121天），在中国内地需111天。按每年250个工作日计算，在中国内地和意大利的创业者平均要等待半年左右才可注册好一个公司并开业。当然，这些时间也是根据一般情况估算的，在具体个案中会因各种原因拖延、重复提供资料等使审批程序可能更长。


　　2–14?从开始申请注册到开业，新公司所需等待的天数


　　判断在一国创业难易的另一指标是得到各种审批、执照所需支付的费用。这个数字很难精确计算，因为执照审批正是许多腐败、“寻租”活跃的地方，创业者为此支付的成本通常以多种形式出现，难以找到公开数据。一般而言，一个国家的腐败越严重，隐性创业成本就越高。由于这些隐性成本无法估算，这4位教授只好根据官方公布的各种注册、执照申请与审批费用等作粗略判断。2–15给出11个国家和地区的情况，这些显性的注册审批费用在美国、中国台湾、英国、加拿大均不到其人均年薪的1％，而在中国内地这些显性费用占人均年薪的11％，在意大利占25％。


　　2–15?为完成公司注册和各审批步骤，所需支付的官方费用相对人均年薪之比


　　从这些官方公布的注册审批费用和需要等待的天数看，我们可能觉得这些都是小数目，更何况公司注册开业只是一次性的行为，并非重复性的活动。但这种跨国比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简单的视角，从中看到不同国家的人所面临的创业环境差别之大。


　　上面的数据表明，意大利在3项指标中都最差，说明它所提供的创业环境是这些国家中最差的。或许，这也从一个角度说明为什么20世纪上半叶意大利人往美国移民最多，使纽约等美国大城市出现一个个的“小意大利”城。为什么意大利人宁可放弃自己的家乡到美国去谋职业？到了美国后因不能适应美国文化而相聚在“小意大利”城中，甚至组成举世闻名的黑手帮派“Mafia”以维系本族的利益呢？没有利民的创业环境，意大利人只好选择移民他国。


　　1978年中国的人均GDP是印度的2/3，现在中国的人均GDP比印度高70％到80％左右。正因为这一点，国内很多学者和政府官员都说，印度尽管有新闻自由、有民主制度、私有产权等等，但是它并没有创造出中国这样的经济奇迹。


　　中印比较的结论下得太早


　　可是，比较两国的发展势头，不能简单着眼于当前的经济增长率。举例来说，美国20世纪30年代左右开始经济大萧条，西方社会在20世纪30年代普遍出现经济危机，而苏联的经济从30年代初到50年代一直保持高速增长，GDP增速比中国现在的增长速度还要高。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大家普遍得出一个结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国家的经济状况，比信奉自由市场的西方国家好得多，于是从50年代一直到70年代，很多国家，尤其是拉美、非洲、亚洲、东欧等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几乎普遍都采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发展模式。


　　这段历史给我们一个启示，就是对当前的中国和印度进行比较的时候，不能简单地将两国过去十几年或者二十几年的经济发展情况进行比较后就轻易得出结论，说印度的自由民主、法治、私有财产权好像反而不能让印度快速发展，而中国在不是代议制政府、法治不健全、新闻媒体信息流通不自由等情况下，经济却增长得很快。


　　最近一两年的迹象进一步表明，某些关于中印比较的结论下得太早了，因为从经济学的角度，尤其从金融发展对社会和经济影响的角度来看，印度内在的经济增长潜力比中国大得多。


　　中国前些年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众多廉价劳动力，为世界其他国家提供制造业和其他相关行业的服务，生产鞋、服装、玩具、家用电器等。从国外转移到中国来的制造业生产，技术含量并不高，即使是电脑生产，表面看来高科技的含量很高，但这些技术实际上已经非常标准化，成为简单的加工生产，利润率也并不高。


　　当然，这些年通过改革开放，的确使中国制造业的技术含量上了一个新台阶，同时，中国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的管理水平也上升到新的高度。这些转变，为中国经济增长走出以简单的制造业来创造工作机会、增加收入的模式，创造了越来越好的条件和基础。


　　但是相比之下，如果中国不在契约执行架构、信息提供架构、权力制衡架构等方面做更进一步调整，如果对行政权力的制约没有实质性进展，产权制度继续保留目前的公有制为主导，不从公有制转变到私有制，如果仍然不能为市场交易提供更可靠的法治架构和信息架构，那么中国要在经济增加值、利润率更高的服务业、第三产业上要超过印度，将非常难。


　　笔者曾多次撰文讲述这样一个观点，服务业跟制造业不一样，服务业交易的内容是看不见摸不着的，而制造业的各个环节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若市场上交易的内容是看得见的商品比如衣服、鞋类，这种市场的发展对于法治架构和信息架构的要求相对来说可以很低。但是若要去发展更高端的服务业，特别是金融证券业，没有相应的法治架构和信息架构是不行的，因为如果法治不可靠，老百姓所能掌握的信息很少，即使信息足够多也非常不可靠，那么人们从事这种高端服务业交易的风险太大，人们的交易意愿自然会下降。金融业发展的核心是提高资产的流动性, 进而提高其使用效率, 提高其价值, 包括劳动力资产的价值, 制度差别的长远价值即在此。


　　印度的金融体系为创业者提供更多机会


　　笔者最近去香港汇丰银行考察，见面那天汇丰银行刚刚公布上一年的财务状况，上一年总运营收入大概是772亿港币，其中1/4来自香港，也就是说其中200亿港币来自香港市场。香港人口才600万，200多亿港币除以600万，平均每个人为汇丰银行提供的收入达3000多港币。这说明香港的金融化程度是多么高。当然，这只是汇丰一家的情况，其它银行和金融公司还不包括在内。香港是中国和亚太地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金融市场，包括汇丰银行在内的很多金融机构提供的服务，实际上不只是针对香港本地人，它们同时也为很多来自中国大陆、台湾地区、韩国、新加坡等亚太各地区的客户服务。


　　通过这个例子，我想说明的是，香港很小，但它的金融化程度特别高，因此，香港有非常强的能力去配置和调动资源。金融证券业发展最大的作用是把所有不能直接流通的死的资产，包括人力资本、房地产、土地以及未来的收入流等等，通过金融票据化的发展变成活的资产，主要形式就是进行货币化或者证券化，这样一来，资源配置的增值效率就能达到人类社会前所未有的高度。这就是为什么香港每个人可以为汇丰银行贡献3000多港币的利润的原因，这就是高度金融化所带来的奇迹。


　　当前，印度经济的金融证券化程度无法和香港比，但我们至少可以将印度和中国做一个比较。印度的股票市场上所有上市公司的流通市值是其GDP的80％，而中国证券市场股权分置改革之前的流通股市值不到GDP的10％，也就是说，印度资产和财产的股票化、证券化的程度是中国的8倍。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印度通过民间的和证券市场的金融证券化，使得印度配置和调动资源、利用现有资产和财富发展经济的能力比中国强很多。


　　具体来说，印度的银行体系中有27家政府银行，25家私人银行，46家外资银行，有47000个非银行金融机构，这些非银行金融机构基本上都是私营的。这种情况下，印度为创业者和企业所能够提供的融资手段和渠道以及融资额，就比中国多很多。


　　印度银行的商业贷款中，有35％贷给国有企业，其他65％都是贷给私人、家庭和私营企业，银行资产占GDP的比率为70％；相比之下，中国银行的贷款方向刚好颠倒过来，70％贷给国有企业，30％贷给私人。此外，中印银行呆坏帐的比率也不一样。从贷款去向来讲，正因为印度的银行体系和整个非银行金融体系包括资本市场的私有化程度或者民营化的程度远远比中国高得多，所以他们的贷款往往流向那些能带来更高回报的私有企业、产生呆坏帐比率比较低的私有企业，而不是像中国这样不断将资金送往国有企业。


　　印度的私有银行体系和资本市场私有化的程度，使印度经济能够为创业者提供比中国高得多的发展资金，印度年轻人自己创业的机会，比中国年轻人好得多。印度有47000个非银行的金融与融资机构，这足以为成千上万的年轻人和中年创业者的事业发展提供金融支持，而在中国金融体系由国家垄断的情况下，100个年轻人里面可能有99个只有打工的份，只能从事制造业或者简单的研究或者其他行业的工资人，而不能变成创业者。


　　中印两国的财富效应很不一样。金融化、证券化的程度越高的社会，越能够提供条件让大家更好地配置资源、创造财富，尤其是从事更高经济增加值的生意的机会和可能性会大大增加。


　　那么，为什么印度的金融证券行业比中国更发达得多呢？这涉及到笔者谈得比较多的一个话题。根本上来说，金融证券整个行业平时的交易都是票据交易、契约交易，如果没有可靠的、独立的第三方也即政府来提供契约执行的架构，也没有作为独立第三方的媒体来提供充分的可靠信息，那么诚信环境就无法建立起来，以金融票据和金融契约交易为核心的金融证券业就不容易发展起来。


　　大家都在讲诚信。笔者认为对诚信的要求不能只是一个口号，一个愿望，而应该具体落实到提供契约执行的架构，保证行骗者不会在没有任何惩罚的情况之下就轻而易举地逃脱责任。另一方面，如果新闻媒体等媒介所能够提供的信息量以及所提供信息的准确度都能提升，那么金融证券市场上人们受骗的可能性就可以大大缩小，从而使更多的投资者和金融从业者以及需要金融证券服务的人，愿意加入这些行业从事市场交易，这样金融市场、证券市场才有可能进一步深化和发展。如果没有这些制度架构的支持，在中国目前的制度架构之下，很难让金融证券业健康和繁荣地发展起来。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那么中国相对于印度的比较竞争优势也就很难产生。


　　全球资本在流向印度


　　在今天全球化的国际环境之下，竞争已经远远不只是简单的劳动力竞争。全世界共有60亿人口，60亿双手，在全球化的市场竞争中，简单劳动力的供给量几近于无限，简单一双手的边际价值非常低，几乎等于零，因此，简单劳动力的价格自然就没有那么高了。


　　在这种情况下，资源上的竞争也没有太大意义，人们可以通过很便宜的轮船运输把资源从一处运到另一处。因此，今天世界的竞争主要就是制度竞争，看哪个国家更能够为金融证券交易双方提供更好的契约执行架构和信息架构。如果一个国家能够在这两方面做得更好，就可以更多地从事那些经济附加值更高的工作，经济增长质量就可以更好。


　　过去的几个月，笔者在纽约等不同地方了解了美国一些投资者的取向。近来，他们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就是基金会和机构投资者对印度投资的热情普遍高于对中国的投资热情，比如卡耐基基金会。就我了解，卡耐基基金会投资委员会所递交的任何一个要投资印度的项目，百分之百都会被轻松批准，大家一致认为印度拥有民主、法治、新闻自由等各方面的制度保证，他们对印度的经济增长一点也不担心。然而，卡耐基基金会投资委员会递交的投资到中国的项目，十个中有八、九个都会被打回来。


　　不仅卡耐基基金会这样，其他基金会也都是如此。去年，印度股市上涨了百分之五十几，前年涨得更多。很多基金会的钱已经转向印度的股票市场，私人股权基金、风险投资基金。里昂证券本来非常关注中国，但现在它的相当一部分注意力转移到印度去了。他们无法把注意力大量集中在中国，因为在中国证券业赚不到钱。中国市场上的投资机会很受限制，股市被政府严加管制，这种情况下，中国的股市实际不是一个真正的市场，更多时候是一种行政安排，是行政计划场所而不是市场交易场所。这种情况下，国际资金的流向、投资意向偏好从中国转向印度是必然的。现在国内对这个趋势的反应还迟钝，等中国反应过来时已经太晚了。


　　事实上，很多机构现在并不放心也不太愿意把更多的钱投在中国，他们更愿意把钱投在印度，但短期内没有办法，因此，暂时还只能投资在中国，毕竟目前中国的劳动力以及基础设施方面相对印度尚存在优势。笔者在和纽约投资机构的接触中已经很明显地感觉到这种投资意向的变化。中国必须及早了解这种投资意向的变化，这是非常重要的、有远见和预测作用的指标。


　　中国应该强化激励机制


　　中国表面看来到处都是高楼大厦，地方官员和高层官员把大量精力放在形象工程上。但我们不能只陶醉于这种表面的东西。印度与中国在进行一场龟兔赛跑，事实上，它正在紧步追赶。中国如果继续把钱大量投入这种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而忽略看不见摸不着的制度建设这种软的东西，是很危险的。


　　当然，不管怎样，中国现在至少可以直接同印度等其他国家比较、竞争，这本身也是很有促进作用的，长此以往，将迫使中国在制度等软的方面进一步改革，使软的制度架构能够像印度和美国那样更有利于市场交易，让人们在更可靠的契约执行架构、交易执行架构之下，勇于进行市场交易。希望中国政府更加大胆地去做出一些制度调整。在诚信缺乏、法治不可靠、信息不畅通而且即使有信息，其内容也不那么可靠的环境之下，任何看不见摸不着的非实物的东西，都不容易在这个社会里有太大的发展前景。


　　文化产业是另一个明显的例子。按理说，中国有13亿人口，它的娱乐、文化市场应该是世界上最大的，但事实上，不管是电视剧、电影还是文化创作，都被文化部门严加管制。有意思的是，很多文化界的人士呼吁把儒学变成儒教，然后进一步变成国教，要发扬光大中国的文化传统。笔者认为，在现代社会，在交通工具和市场范围都发达到这个程度的情况下，恢复这些传统的文化不能解决任何问题。但即使恢复传统文化能解决问题，笔者认为人们需要看清楚的是，究竟是什么东西妨碍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


　　在中国自己的娱乐行业、文化创作行业、影视业都受到压制的情况下，老百姓特别是年轻人在娱乐和文化消费上除了好莱坞和韩国就没有别的选择。出现这种现象，不能怪社会成员，因为人们别无选择。现有国内各家电视台的内容大同小异，即使再多添几个电视台又能怎样？就像是又多了几栋外表漂亮的大楼，一进去看就知道，里面的管理一塌糊涂。


　　因此，对于任何一个领域来说，没有竞争、没有激励机制、没有创作自由，就没有创造力。现在强调自主创新，要把中国变成创新型国家，但是，如果在产权制度上仍然不能做到从国有制改为全面的私有制，中国根本不可能变成创新型国家，创新型国家只能是一个梦想、一个口号。事实上，中国有很多一流的工程师、一流的科学家，同时也有很多的资金，因为在国家垄断银行体系金融体系的情况下，国有项目要资金是不成问题的。但为什么中国的科技就是发展不起来？一个根本的问题就是没有好的激励机制，没有以私有产权为基础的激励机制。


　　文化领域也是这样。只要所有电视台都是国有的、出版社都是国有的，其他的媒体都直接或者间接属于国有，没有对于个人的创业激励，那么个人的创新动力自然也不会有。在没有可观的经济回报的情况下，让人去挖空心思日日夜夜进行创造，这只能是梦想。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国内最可能在纽约或香港上市的行业，就是创新创业最活跃的行业，如分众、携程等等。这个现象为中国的学者和政府部门官员提供了非常明显的启示，它说明，如果中国的投资还不对民营企业开放的话，那么整个中国经济要继续依靠外资、外贸去拉动；如果真的要把中国转变成创新型国家，若不让股市和私有制这两个根本性的动力发挥作用，仅仅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是没什么用的。


　　中国历史上创意最强的时期，一是春秋战国时期，当时各个诸侯国之间互相进行激烈竞争，孔子管子等都是在那个时候出现的，但是这种繁荣景象在秦始皇统一之后就不复存在。二是20世纪前期，尤其是民国时期的上海租界，文艺创作有一段繁荣的时光。在1911年到1928年的17年间，中国基本上处于无政府状态，那段时期可谓是中国文艺创作和其他方面的发展和创新最有活力的时候，这一历史对于理解中国的自主创新出路很有启示。


　　事实上，我认为，中国目前已有的一些创新动力，还得感谢美国和香港等自由世界资本市场所提供的拉动力。如果没有这些世界市场提供的拉动力，仅靠中国自己来激发这些创新激情，中国的经济可能难有现在这样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