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管理哲学是大写的“人学”(访中国管理哲学C 理论创立者成中英博士)

齐浩宇

　　什么是《易经》？
　　长期以来，这部有“百经之首”美誉的经典被越来越多地与怪力乱神、占卜迷信联系在一起。作为国际易经学会主席，著名哲学家成中英先生却一直试图将其从这种尴尬之境中解救出来，还原为“一套完整的思维方式”、“一套系统的宇宙认知论”。
　　他声称，易经是中国哲学的源头活水，代表着中国哲学的开始，中国管理也应从《易经》
　　这个源头出发。
　　1979年，他运用易经思想研究管理和管理理论问题，提出“中国管理科学化，科学管理中国化”的中国管理理论奋斗目标，并创建了以易经哲学为主体思想的中国管理哲学─C理论。在这一理论中，“道、法、兵、墨、儒”的精神分别代表管理中的五项要素─Centrality (决策)、Control(行政)、Coordination(人事)、Contingency(市场)、Creativity(生产)，各取所长，融合运用。这五项要素的英文均以字母C开头，故称之为“C理论”。在《C理论：中国管理哲学》一书中，成中英对这一理论作了详尽论述。
　　成中英的创新之处在于，他将管理的问题，
　　上升到了哲学的高度，并指向人性深处。
　　 “C”的源起
　　在管理学界，中西管理方式的比较总能引发热烈的讨论。人们普遍认为西方管理方式偏重于理性，以美国为代表；而东方管理方式偏重于感性，以中国和日本为代表。
　　对此，成中英持认同态度。他认为，西方的科学管理强调“目标管理”或“成果管理”，偏向于从管理程序和管理手段角度规定管理的本质。这种理性以知识为主，带有一种启蒙意识，因而是可以学习和发展的。二战后日本企业在管理上就曾学习西方，如丰田公司一直倡导的精益管理，就是受到美国统计学家戴明(William Edwards Deming)的影响。
　　但是对于西方管理的特点，成中英并没有停留在简单描述的阶段，他进而分析道：从管理程序和手段规定管理的本质，势必造成对管理主体─人─的忽视。而中国管理哲学则与西方管理科学不同，它是一门大写的“人学”，即“以人为本”，而不是“以物为本”。
　　不少学者认为日本管理方式更能代表东方。20世纪70年代后期，日本经济迅速崛起。美国曾诞生过德鲁克这样的管理大师，各种管理理论灿若星海，但是管理学家们弄不清楚日本人是如何在经济上逼近美国的。也正是在此时，日籍美裔学者威廉?大内(William Ouchi)开始对美日知名企业进行对比研究，试图从日本经济迅速增长的丛林中探索出一条适合美国企业发展的道路。
　　在其研究的基础上，他提出了著名的Z理论。这一理论的本质是建议美国企业对专业分工和官僚组织进行改造，效仿日本企业建立长期雇用制以稳定环境，促成个人和组织的高度融合。
　　大内将美国的A表现为科学精神，一种科学的知识发展。日本的Z代表一种群策群力的能耐，它刚好跟美国不一样，代表一种团体精神与团队精神，大家密切合作来创造一个新的经济，新的企业。
　　而成中英认为就中国而言，中国传统管理哲学是一种心灵感应或者一种心的认识，透过心去感受感情，感受要做什么，然后达到一种道德的目的和和谐的秩序。而西方的经验更多体现的是一种机械性的管理科学，日本有所拓展的管理经验也仍然限于注重群体的经济活动或组织活动，也还无法体现中国人那种因凸显和宇宙的关系以及自近而远的人类整体的关系而透发出来的道德精神。
　　为此，成中英提出了C理论，C是中国China，是创造力Creativity。C理论是中国的创造力理论或中国创造之道，也即中国管理哲学的精神。
　　
　　
　　C理论解读
　　C理论最初的核心体现为5个C，主要突出5个管理功能，即Centrality(决策)、Control (行政)、Coordination(人事)、Contingency (市场)、Creativity(生产)。
　　这5C与五行一一对应：
　　管理决策者要有一个动力，这动力一定是一个中心的力量，叫做中心土。这个中心力量要深厚、稳健、有旺盛的生发力，这就是决策的动力，管理的核心。决策工作是中心化的，中心化叫Centrality。
　　决策确定计划，执行人员要有实现计划的决断力，这决断力能提升他对世界的认识，产生一种领导力，叫做Control。用中国五行观念讲，就是土生金。金表示果断，是一种力量。
　　有了这种领导力量，你才能处世界之风云变幻而不惊；进而产生一种智慧，掌握市场的规律，灵活应变。这叫做金生水，因为水象征智慧，渗透力极强，而应变力叫Contingency。
　　现代企业管理的基础力量是生产力，包括创新能力。做好市场调查，适应市场需要才能正确掌握生产，制订并调整生产计划。这计划就像树木一样茂盛地生长出来。“木”有很强的创造力(Creativity)，是对于市场的应变力刺激了创造力的产生，所以说是水生木。
　　人事协调得好，企业上下都热情高涨，就能充实决策者的信心和意志，形成新的决策动力。这就是火生土。于是Centrality-Control – Contingency -Creativity-Coordination-Centrality完成一个循环。
　　成中英进而强调：五行只是一种符号，但这也说明原始的五行具有某种管理的卓见，它最初是用来解释历史的变迁，解释物质世界，后来提升到解释所有的一切。五行在今天的管理伦 理学中也很重要，世界就是五行中的一种和谐的关系，人在五行中，人就是五行造成的，所以你自身不和谐，问题就很大，显示出一种彼此相克。克也是一种平衡法，相生是良性发展的一种平衡，相克是一种抵 制性的平衡，两者都是需要的，所以显示出了管理就是一种发展与平衡的作用，是在不同的决策和合作中体现整体的进步。
　　诠释五行，是C理论的核心组成部分。五行在转，成中英把它称为包含与循环。其实管理理论最主要的就是建立一套制度，让它能够不断循环，用在一个社会组织或者商业组织、行政组织中，使之运转有序。创造就是通过不断循环，不断包含来实现的。
　　管理之道需要中西结合
　　尽管成中英认为西方管理把人的世界变成了物的世界，缺少人情味。但他并不否认中国管理需要向西方学习，将中国的人文精神与西方的科学技术很好地结合起来。
　　在大内的理论中，日本企业的管理方式得到美化。成中英也认为日本企业的管理方式强调一种对人的全部福利的保证，但并不因此就简单认定这就是人性管理。他看到的另一面是，日本文化强调绝对的权威，把天皇变成神，在企业里上司有绝对的权威，下属必须服从。缺少了人的独立精神及友善精神，因而也缺少一种真正的人性的深度开发。　　成中英将人性分为四种，分别是理性、情性、感性和悟性。他认为日本属于感性社会，而中国则是情性的。本刊2012年3月号封面专题通过对中国知名大企业的分析，提出“亲情式管理将是中国对世界管理最大的贡献”，成中英认同这一观点，但是对中国管理，他更喜欢用的词是“亲和式”，他认为中国几千年家文化的影响，导致中国企业重情重义，这固然不错，但是我们还需要从家庭中走出来，面对更广大的社会，将家庭的亲情上升为社会的和谐，所以必须强调“以和为亲，以亲为和”。
　　“己所不欲勿施与人”的儒家情怀也对中国企业管理产生影响，所以优秀的中国企业家们都乐于采取“推己及人”的管理方式。强调自身行得正，做得正，以为表率。
　　中国人讲仁义，但往往过分激情，而忘记了实践的需要、知识的需要、法律的需要、规则的需要以及正义的需要。西方倾向于把道德变成法律，而中国人常常把法律变成道德。他笑言：美国是一个没有道德的国家，但是很有法律；中国是一个有道德的国家，但是缺乏法律。他建议：在讨论中国管理的时候应参照西方，纳入理性。
　　中国人讲究“天人合一”，成中英认为，天是通过人来实现目标的。人生在天地之间有巨大的作用，就是要实现“道”。“道”是生命不断繁衍和繁荣产生的一种价值。我们需要机械文明，但是机械文明的操作需要手的软件。管理就是要实现这种软件和硬件的配合。中国怎样和西方沟通？西方人怎样真正地接受中国？成中英总结道：我们的心是操作西方管理的架构，用中国的道和心操作知识、技术和硬件，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西方人也在向东方人学习。就像下棋，谁棋胜一筹就是胜利者，但是胜利者不要骄傲，全球化是不尽的、生生不息的过程，所以中国的发展、中国的管理也是一个生生不息的过程。
　　成中英的中国管理哲学是大写的“人学”。在全球化的进程中，人类的社会形态将更完善，人类的理想将更美好。未来的中国人，将不仅是改造了的中国人，而是全球化语境中的“人”。在生生不息的“人”的发展过程中，我们当尽可能多作贡献。
　　尽管有人提出成中英的观点未免过于理想主义，中国企业急功近利、重视短期利益等现实情况在某种程度上也强化了这种说法。但作为中国企业努力的方向，我们认为成中英的思想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
　　管理是群体的伦 理
　　1991年，成中英出版了《文化?伦 理与管理》一书，认为文化、伦 理与管理是中国现代化发展中不可分割的三个重要内容,并将中国文化精神和伦 理精神融入中国的管理哲学之中。在台湾，他还建立了一个名为“管理与伦 理文教基金会”的组织，专门宣讲管理应与伦 理相结合。
　　在他看来，人有两种本性：既需要结群协力又需要独立自主，两者互为依存。结群协力是为了更好的独立自主，独立自主又有助于群的存在，在这种情况下，人之间在小范围内产生一种关系，这种关系即为伦 理关系。伦 理关系的形成通过两个条件，一是和谐，一是自然。社群、家庭的伦 理是自然形成的，这种伦 理经过和谐化就形成了一种制度。
　　伦 理能使我们成为更充实、更受尊重，更有能力的人，也能为这个社会带来合理的秩序，它是是非善恶中是是而善善的选择，如果只存非和恶，最终会走向自我毁灭。在成中英看来，伦 理的管理中最重要的是“和”，要求一种自然和谐的、自发的、内在的关系。伦 理是内在的管理，自己去决定并承受后果，即自己处理自己之道。成中英将管理简单而形象地描述为“对一个特定群体所形成的要求或规范”，这种要求和规范必须符合社会的伦 理，而其要达到的目标和自我管理达到的目标，终极上是一致的，所以成中英认为，管理就是群体的伦 理。而管理的最高境界，是每个人自己管理自己。要做到这一点，企业领导者必须行得正做得正，以自我的要求和修炼来达到管理的目的。
　　当企业里的员工不能进行自我管理的时候，企业家作为领导者就需要不断去与之沟通。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管理也是一种外在的伦 理。
　　与伦 理相对的，是权力的管理。它是基于权力的运用来实现个体或群体所要达到的目标，是一种功用交换。伦 理关系是互动的、双向的、比较平等的关系，而权力关系是上下的、单向的、外在的。
　　中国管理哲学的知行合一
　　成中英早年毕业于台湾大学外文系，后获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哲学系硕士学位、哈佛大学哲学系博士学位，现为美国夏威夷大学教授，美国远东高级研究院院长。用学贯中西来形容他，毫不为过。他所提倡的中国管理哲学也不同于本土化的中国式管理等提法，而是“整合希腊、西方的精髓”，是“中国的传统与西方结合之后的创新精神”。
　　
　　在他看来，中国的管理学研究目前有一种不好的倾向：一味地向西方学习，丧失了自己，并且这种学习在很大程度上带有生吞活剥的意味─只是重读古典，却不知道它的真正含义和现代意义。
　　台湾交通大学教授曾仕强30年前提出了中国式管理，认为中国管理的特色即为关系管理，这一说法至今褒贬参半。成中英认为，相比于他提出的中国管理哲学，中国式管理其实是中国的一些习俗传统，以及商场上的规则和潜规则。然而管理并不只是一种商业的行为，它还具有伦 理的重要性。管理应该为社会服务，促进社会进步，而不应该只是满足商人的需要。
　　当前的中国，很多企业为了逐利而不惜一切代价，在这样的商业环境中，成中英的理论显得有些格格不入。他笑言：曾教授的关系管理受到很多人喜欢，但是他的中国管理哲学却曲高和寡。
　　本刊2012年7月号“管理解读”栏目访问美国中华传播协会奠基主席陈国明教授，在提到现存的中国式管理理论时，陈教授曾表示：这些现存的中国式管理理论，到目前为止大部份尚停留在东方式的概念论述或哲学思辨阶段，缺乏可以使用社会科学方法来加以观察与检验的基础。或者说，这些方法，还不能为世界所理解和检测，因而不能成为普世可仿效推广的管理模式。
　　也有人认为成中英教授的“C理论”更重于现象的阐述与解释，而不是提供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成教授对此的解答是：从管理的现象里，可以看到管理的功能和规则。C理论本身的思路是解释现象之后形成一个认识的体系，并由此生发出一套规律。而这个规律又能够作为实践的基础，最后走向世界，在实践中去完善我们的理论认识。也即它符合中国人常说的“知而行，行而知”。成中英对它的解释是知而行之，行而知之，知行相生以至无穷。
　　“C理论”总结了管理的五大功能，它是一个整体运转的系统。在这一理论中，哲学智慧变成了管理的、组织的智慧；组织的智慧也变成一种领导的智慧，领导的智慧又变成一套推动方针，推动实现目标。─总之，它是一种追求目标、实现目标的综合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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